白色狮子智慧烈焰（宋逖SONGDI）

      写作是一种神秘的“停止”吗? 于是,我们得以回到“诗歌的源头”,回到一个人“诗歌的首都”。

       在那里,我曾经写过:“诗歌是一个月亮的国家。”

       在那时,我知道可以把一个人的“睡眠的水”安放到汉语里。 你想知道我的水桶/带的什么/我的水桶带的睡眠//那么,你是谁/你从哪里带来睡眠//我是带来睡眠的/从井底来/我把水桶放在你的枕边//那么,你的水桶/是否足足放进了三小时的睡眠(《水桶和睡眠》) 我一直无法忘记这首诗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讲,它是当代汉语诗歌的另一个“源头”,正如多多的《手艺》或北岛的《宣告》《回答》是当年朦胧诗的一个源头一样。

     这些诗是李岩的“谣曲”。

      我想说的是:犹如“被遮蔽的缪斯”一样,这些诗是“被忽略的”当代汉语诗歌的“另一个源头”“另一种领域。” 但正如阿赫玛托娃所言:“在那里,惊恐的缪斯在值夜班。”——纵使缪斯是可以被“遮蔽”的,但“她”仍在那里值夜班。 汉语的本土性与现代性,在李岩那里是一致的,并强有力地指向一种“中国根性”。 值得注意的是,在那一个“诗歌的世纪”里,当所谓的“知识分子写作”“第三代”“民间写作”等诗歌运动喧嚣如狂的时期,有一个人在“陕北”(文学概念意义上而非地域性的)最“安静”地写作。 这是李岩的“汉语的谣曲”,他把“谣曲”提升到“汉语”的高度上。 这些突出的“声音”式的写作,是一种出生入死的写作,完全把自己“抵押”给了“来自彼岸的寂静”,开拓出了另一个原生的诗学疆界,汉语的本土性本就应该是这样的。

      更重要的是,几年后,这些“突出的声音”形成了一个文学意义上的概念:陕北。 当年的那一期《陕北》是一个重要的文学事件。后来,它成为一本杂志的名字。 这就是诗歌的力量。 在我20世纪90年代的一篇文论中:我曾将李岩的写作比喻为“陕军的另一种景观”。 但李岩的写作从来不是“陕军”意义上的,从来不是地域性的,他是“本土性”的,或者说,是“汉语性”的,他的写作是“汉语”的“声音”。 (在李岩的写作中,有一座“大地的灯塔”。) 所以,我一直认为李岩的一部分作品是启蒙性的写作,作为对北岛、多多或“星星画派”启蒙性写作的继承和呼应,并落地生根。

      他的“小小的王”的“谣曲”的重要性和汉语性并未得到真正的“认清”和“阐释”。 因为,他的“谣曲”体现了对一种旧有文学诗学观念的“解放”,他的创作使当代诗歌找到了另一种“源头”:声音。而这种早于我们大部分人的“解放”为诗人带来的“新的诗学听力”,也一度使他的创作产生了迷惘。(读一下他写于90年代末的那些“暴力美学笔记”,呼喊,为了达到极端,置之于死地而后生?) 作为诗歌的文本性研究,我将李岩的诗歌创作视为一种“反档案”的写作。

     这样的写作是不可预知的,这样使李岩的那些“谣曲”里充满了“预兆的波浪”。作为20世纪下叶的那场“灿烂”的“非非”运动,其中的语义指向和李岩的“声音”几乎不谋而合,所不同的是,李岩是孤独的,因为在辽阔的“陕北”大地上这个人几乎从来就找不到“同盟军”。

     据说,作为诗人,李岩已经2年多没有写诗了?他在“推迟”什么?还是真的让汉语的“声音”回到“睡眠的水”?回到一个人的“反乌托邦”——毛乌素? 我想起了那首关于“强盗”的“谣曲”《每日的强盗》: 每日的强盗/一拳击落一颗头颅/再大些的强盗/一拳击倒一棵树/更大的强盗/一拳击落一个国家//小强盗,你是否可以一拳击落一片云/大强盗,你是否能一拳击碎最小的一滴水? 这是我曾读到的最好的“口语诗”。

     也是在那些年,南京的韩东写出了号称“第三代诗歌的第一首”《大雁塔》,杨黎写出了《怪客》,伊沙则写出了《饿死诗人》和《车过黄河》。(现在,我更倾向认为后两个人的代表作在“第三代”诗歌史上有更重要的意义。韩东其实是没有真正才气的,从某种意义上来讲,真正的口语诗是从伊沙开始的。“非非”们“灿烂”的诗歌运动则创造了诗歌的“第二个首都”,而伊沙的《饿死诗人》的意义也是被低估了的。)——这些作品被视为开了又一代诗风。

      而我们这时会看得更清楚,具有和他们“同样”意识的李岩,把又一代诗歌运动的“声音”写成了这样一首“最安静的诗”——从某种意义上来讲,诗歌是最安静的强盗吗?重读李岩这首关于“强盗”的《谣曲》,他如此“伪装”自己,这正是诗歌的“反档案”的本质所在。 (或者,我并不想说李岩的这首诗是韩东《大雁塔》的“强盗版”,只是当你看到李岩如此“反讽”口语诗运动时,你会知道——一个人是如何走在他人前面的——)